论冒充权利人侵财犯罪行为的定性(导言篇) | 上海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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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与诈骗罪虽因属于传统财产犯罪而为人们所熟知,以致人们对实践中发生的大部分案件凭借直觉就能做出是盗窃还是诈骗的判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部分新颖、复杂的窃骗交织案件,是窃还是骗,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当该类疑难案件与民法上权利外观责任的适用交织在一起时,案件则变得更为复杂。从一起“二维码案”激起的热烈讨论中可对上述问题窥见一二。实际上, “二维码案”属于行为人冒充权利人的身份侵犯他人债权的行为。对于实践中发生的行为人冒充财物所有人而将他人财物处分给第三人的行为,均存在同样问题。

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将该类案件统称为冒充权利人侵财案件,并对其展开研究、分析,以期妥适解决该类案件的定性及相关问题。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

[关键词] 冒充权利人侵财;权利外观;盗窃;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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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在当前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财产存在形态日益多样化,财产利用方式不断变化。盗窃罪与诈骗罪作为传统财产犯罪,非但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消减,反倒是随之不断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虽说盗窃是以不为人知的方式窃取财产,诈骗则是以为人错知的方式骗取财产,可在一些疑难复杂的具体实践当中,窃与骗的界限却不甚明朗。从一起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而收取顾客商品款的案件所产生的巨大争议中可以看出,盗窃与诈骗中的相关问题仍然是实务界与学术界的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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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二维码案件中的困境与争议并非个案现象,其间问题同样存在于行为人冒充权利人的身份侵犯他人财产的同类案件中。例如行为人冒充自己是债权人而接受或讨要欠款的;或是冒充自己为房屋所有人的委托人而直接将他人房产出卖给第三人的等等。上述案件的共同特点在于,行为人打着权利人的名义欺骗善意第三人,在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权利人财产作为标的物与第三人进行交易,并从第三人处获得交易对价。

在善意第三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成立诈骗犯罪似无多少争议。但根据民法中的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制度,在行为人构成表见代理或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将因此丧失向第三人追偿自己所有物的权利;而在债权准占有制度下,权利人将丧失要求债务人清偿的权利,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受骗人没有“受害”,而“受害人”没有受骗的情况,继而产生了行为人是成立对权利人的盗窃,还是对第三人的诈骗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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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在上述背景下,欲对冒充权利人侵财的行为进行研究,以期对该类案件进行正确定性。该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盗窃罪与诈骗罪中的有关难题再次展开剖析与阐述以及廓清以民事损失认定刑法中行为性质的理论误区,从而一方面丰富关于该问题的学术理论,另一方面指导司法实践对该类案件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

二、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冒充权利人侵财行为的研究,还未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与阐述,对其讨论散见于各典型案例当中,包括盗卖房产案、冒领欠款案以及二维码案等。上述典型案例的基本问题和背后原理并无二致。但学界对二维码案的讨论最为激烈,文献也较为充分。基于此,本综述将根据不同案例对现有文献展开梳理,但将着重对二维码案进行阐述。

(一)研究现状

1.盗卖房产案

盗卖房产是指行为人通过伪造证件等方式取得有关文书,冒充屋主权利人或代理人,将屋主房产出售给第三人的行为。吴加明学者在《合同诈骗罪与表见代理之共存及其释论——一起盗卖房屋案引发的刑民冲突及释论》一文中指出,该行为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定性,并认为诈骗罪的被害人与最后损失的承担者并不必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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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在《龚某盗卖其父房产一案之我见——兼谈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罪之对象》一文中指出,因为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房产所有权,不应该将其认定为诈骗罪的被害人,而行为人又没有对屋主进行欺骗,故行为人无从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在权利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将房屋出卖给他人,属于盗窃不动产的行为。

另外,陈伟、谢可君等学者《无权处分行为中财产犯罪的性质认定——以"司机盗卖房产案"为切入》一文中指出,不动产可以成为盗窃对象。将他人房屋所有权过户给第三人, 虽然没有改变房产的地理位置,但房产在法律上已经脱离了权利人的占有,使得房产上的权利占有发生了转移,符合盗窃的行为构造。

2.二维码案

二维码案是指,行为人将商家的收款二维码偷偷置换为自己的收款码而收取顾客商品款的行为。司法实务一概以盗窃罪进行处罚,而学界对此行为的定性却有巨大争议。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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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诈骗说

刘宪权教授在《偷换二维码侵财行为应以诈骗罪定性》一文中,行为人利用偷换的二维码让顾客误以为自己在向商家支付,是针对顾客实施的诈骗行为,应构成诈骗罪。“刑事看行为,民事看关系”,刑法需要关注的是行为人通过收款二维码从顾客处取财的行为如何定性,而无需考虑财产损失的承担问题。

(2)新型三角诈骗说

张明楷教授在《三角诈骗的类型》一文中指出,二维码案中,顾客只是处分了自己的财产,但却给商户造成了损失,这不符合传统三角诈骗的构造,并由此提出了被骗人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却导致第三人的财产受损的新型三角诈骗结构。

(3)普通盗窃说

柏浪涛教授在《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一文中提出,案件首先要考虑谁是受害人。当顾客将商品款打到商户指定的账户就可以认为顾客完成了支付时,商家未收到货款,却又无法向顾客主张债权,因而受有损害,并认为行为人偷换商家二维码,实际上是将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转移给自己享有。

(4)侵占说

张开骏博士在《偷换商户支付二维码侵犯商户应收款的犯罪定性》一文中指出商家是被害人,并认为案件应以侵占罪定性。根据在于,当行为人先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盗窃或诈骗时,为填补处罚漏洞,应当将事后占有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二)文献评析

通过梳理各典型案例的学说概况可看出,关于冒充权利人侵财的行为定性,学界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个别案件(如二维码案)甚至存在巨大争议,不同观点多达七八种。仔细审视上述文献,可发现对该类型案件,多数学者的逻辑是先确定财产被害人,然后分析其财产损害是由行为人的何种行为导致的,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行为性质。而绝大多数学者根据民事上财产损失的实际承担者来确定案件的被害人,只有部分学者将行为人欺骗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作为被害人,并认为行为人冒充权利人从第三人处取财的行为,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至于最终由谁承担实际财产损失,不影响行人的行为性质,其属于民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成为刑法评价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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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该类型案件的处理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议,关键在于多数人以民事上的财产损失人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此势必产生被骗人没有被害,而被害人没有被骗的难题。由于在该类型案件中,被骗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因此无法用传统三角诈骗理论来解决。

另外,该类案件往往涉及不动产以及债权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因而要认定盗窃罪,必须先要解决盗窃罪的行为对象问题。而关于不动产、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在理论上本有颇多争议。为解决这其间一系列的疑难问题,有学者为此创设新类型的三角诈骗,而有学者则从权利人不知情的角度,企图从盗窃罪入手。

但无论是创设新类型的三角诈骗,还是认为盗窃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或不动产或使用价值等,其或在论证具体罪名成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逻辑上的缺陷,或在犯罪认定结果上不周延。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疑难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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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以学校提供的电子资源与馆藏图书为基础,查询大量有关本文的主题资料,详细了解本主题的研究情况,为文章的论述奠定基础。

二是比较研究法。通过梳理和比较学界与实务关于该主题的不同观点,通过比较国内外在有关话题上的理论,得出本文的观点。

三是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介绍与阐述,归纳此类行为的特点,并在展开论述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使得文章阐述更易于理解。

四、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本文主要有两点创新。

一是对具体个案进行类型化归纳,将现行富有争议的诸如盗卖房产、置换二维码等个案归纳为冒充权利人侵财的行为类型,从而对该类型案件做统一讨论与分析,由此保证对具有相同本质和内涵的侵财行为进行正确和统一的法律适用。

二是对该类型案件的争议点之一,即刑事被害人与民事损失者之间的分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指出二者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分离乃是民法出于其他目的上的考量而对损失进行分配的结果,其不应影响犯罪行为本身的认定。

不足之处在于,参考文献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和学术著作,而对外文文献的关注不够,可能导致论述不够全面。再有就是由于自身学术功底、研究水平的限制,研究深度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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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陈丹丹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民商事争议解决(合同纠纷、劳动人事争议、婚姻家事纠纷等)、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刑事辩护等业务。

陈律师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拥有专业的法律素养和扎实的法律理论水平。

自执业以来,陈律师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擅于处理合同、劳动人事争议、婚姻家事等纠纷。陈律师办案风格细致,能够在把握案件全局的同时,关注案件细节并寻求突破,最大程度为当事人争取最佳利益。

陈律师在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业务方面,亦拥有丰富的服务经验,为多家企业提供合同审核与起草,日常法律咨询与建议,出具律师函、法律意见书,公司治理,交易谈判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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