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行为的罪名认定(中) | 上海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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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型抢劫”作为一种法律拟制,是我国刑法学界所独创的概念,将盗窃、诈骗、抢夺后因一定原因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直接上升为抢劫罪,不再进行分别的评价,而盗窃、诈骗、抢夺的对象有时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财物,存在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这些比较特殊的对象,由于法益保护存在区别、危害程度差距悬殊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刑法将盗窃、抢夺这些特殊的物品另行规定在了刑法分则的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

那么问题在于,当盗窃、诈骗、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人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是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按照许多学者的转化型抢劫的适用思路,应当是适用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然而适用过后却会产生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这些问题曾经也有司法人员发现而在《检察实践》中提出应当增设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1],但由于没有具体的理由论证或是其他一些原因,最终也没有产生后续反响,也再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笔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的,也是亟待解决的,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从刑法教义学出发,寻找解释论角度的矛盾解决方法。

[1] 褚硕、粟昌德:“刑法应增设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条款”,载《检察实践》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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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定抢劫罪所存在的问题

1.按抢劫罪认定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在1979年《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一原则,但其中已然有许多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要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规定,以及对共同犯罪、集团犯罪中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和累犯、教唆犯以及犯罪不同阶段的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等,而为了进一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正确适用刑法,防止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现象的发生,更好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97年《刑法》将其明确规定在了条文中,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1]

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仅是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也同样是刑事司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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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立法中,对性质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都会规定较重的法定刑,就以抢劫罪的规定为例,《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第127条第二款规定:“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此两者是对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基本刑的规定,可见刑事立法中也将抢劫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做了一定的区分,从而体现在了两者截然不同的法定刑中,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显然属于性质更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

同样类型的对法定刑区别规定也体现在盗窃罪与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中。然而根据上文所述的,转化型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定抢劫罪,则会出现在罪刑上的不相适应的问题。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法定刑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后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却定抢劫罪,而抢劫罪(除去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危害性程度看,明显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行为要比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行为严重很多,其包含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行为的全部要件的同时,还增加了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可以说是进一步加重的,但从法定刑角度看,对其的处罚力度不增反减,从盗窃、抢夺行为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到增加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要件后却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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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这样的法定刑也明显轻于与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行为危害性相当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法定刑。

刑事司法中同样也应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即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适应,罚当其罪,在定罪量刑时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2]包括对罪行和罪犯各方面的因素的考虑。若纯粹根据上文所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因此而导致重罪轻判的情况,从而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惩罚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导致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削弱甚至是缺失。

2.跳跃章节适用存在一定问题

刑法中不同法益能够明示不同个罪之间的根本界限,从而在整体上赋予具体个罪较为清晰的构成要件之轮廓。[3]我国按犯罪侵害的法益即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以同类法益为标准,将犯罪分为十类,当一个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类型有多种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将其纳入刑法规定该罪时着重保护的法益所在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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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所在的《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倾向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安全应当包括财产安全,即便是“纯粹性财产”,也应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而另有学者认为基于法益侵害说之立场,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应仅限于人身安全。[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公共安全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5]从法益的功能上看,其作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一个界限,不同章节的犯罪所主要侵犯的法益是具有明显的区别与倾向性的,如果只是保护纯粹的财产性利益,就应当归入第五章之中,而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则可以归入第四章的范围内,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罪名加以规制,因此笔者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优势保护之法益应该是不特定多数人的与人身安全相关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而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所侵犯的法益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其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6]另有学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共安全和国家对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毒害性、放射性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管理秩序。[7]不论是哪一种观点,其优势保护的法益均为公共安全。而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增加了对另一种法益的侵犯,即特定人的人身权利,而即使是增加了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法益仍旧应当是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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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而抢劫罪所在的《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所保护的法益大致上均为财产权,如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包括抢劫罪本身都具有一定的以财产为目的或者财产损失结果的要件。

抢劫罪本身所侵害的法益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例如日本刑法分则第三十六章规定“窃盗及强盗罪”,[8]从内容上看两罪都是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犯罪,只是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且从其所规定的法定刑看,强盗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法定刑更为相似,更笃定了其保护财产法益的性质,日本学者西田典之在其《日本刑法各论》中讨论强盗罪的客体时也仅有对财物、财产性不法利益等财产权利的分析。[9]美国刑法中,“抢劫罪的定义,在不同司法区的刑法里,有的详尽描述,有的扼要概括。‘抢劫就是强行偷盗。’(Robbery is forcible stealing)。这是最简单的抢劫罪定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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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大陆刑法界通说则认为抢劫罪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还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也有学者认为抢劫罪的客体原则上就只能是财产权利,无论犯罪人采取何种手段抢劫,他在主观上都是为了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抢劫罪对人身权利的侵犯只是随机的、不确定的,人身权利至多只能算是抢劫罪的可能客体。[11]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观点,抢劫罪规定在第五章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成立,立法者在抢劫罪的规定中更多是保护财产法益,而对于人身的侵害是在侵害财产法益的同时由于手段行为造成的,也即财产法益才是抢劫罪中的优先保护法益。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抢劫罪与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从客体法益的保护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直接将这种事后型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以抢劫罪认定是不符合对法益保护的针对性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刑法在法益的划分,章节的编排上的体系性,导致体系的混乱。

3.被害人承诺时出罪与否的认定问题

违法阻却事由中除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两个法定的阻却事由之外,还包括一些其他的阻却违法事由,比如职务行为、法律授权的行为等,被害人承诺也是其中之一,是能够让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阻却犯罪的,大部分学者认为被害人承诺即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能够支配的利益表示允诺或者同意,[12]这样的定义同时也排除了被害人对超个人法益的处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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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对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以及抢劫罪所侵犯的法益之认定,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侵犯的法益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层面的法益,属于超个人法益,是被害人个人所没有办法随意处分与允诺的。笔者在这里设定一个案情环境:某甲盗窃了某乙(某乙系警察)依法持有的枪支,某乙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事先做出被害人承诺,这样的承诺也是没有阻却犯罪的效果的,因为盗窃枪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和枪支的管理秩序等,属于典型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而抢劫罪本身所保护法益即为财产利益,即使兼具人身利益而成为复合客体,其法益也都属于纯粹个人型法益,是可以承诺与应允的,若按照上述的案件进一步增加条件,甲虽然得到了乙的承诺(乙对甲极尽纵容,认为甲对其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但甲又担心乙反悔而暴露自己藏枪的地点,于是甲就以暴力相威胁,迫使乙屈服,这种情况,按照上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应为《刑法》第269条的转化型抢劫从而认定为抢劫罪,然而抢劫罪是可以因被害人承诺而排除不法性的,这样就会得出甲在使用暴力进一步加重犯罪情节与结果后反而可以阻却犯罪的非常荒唐的结论。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将转化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也是明显不妥当的。

[1] 参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参考李翔主编:《刑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 王立志:“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4] 王立志:“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

[5] 邵维国: “论我国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内涵及其认定标准”,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6 期。

[6] 于世忠主编:《中国刑法学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7] 邢曼媛著:《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页。

[8] 《日本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9] 参考西田典之著《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38页。

[10] 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1] 黄广进:“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申———以持枪抢劫行为为视角”,载《求索》2005年第4期。

[12] 刘德法、范再峰:“论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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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方圆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刑事辩护、企业合规、争议解决等,专长于建筑房产、生态环境、保险等行业领域的法律服务。
方律师具有较为丰富的刑事辩护、建筑房产领域相关诉讼、非诉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服务经验,服务客户包括个人客户以及政府部门、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类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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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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